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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其性命之情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这是微不足道的事，何足问呢？影子无心而动，其有动静，而不知所以然。可或不可，然或不然，都是我们附加给事物的。

在这种相因而旋转的情形下，是非判断，永无定准，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各人由于角度、标准的不同以及所持的角度、标准本身的变动，因而产生价值判断的无穷相对性。虽然庄子并不辩解自己所发的言论不同于众，但他的言外之意，却提示出他所发的一段言，乃是言无言——即意味着他所发的言论，并非成心的作用，乃是真心的了悟。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则是形容强风吹激窍孔回应的音响。这一段再度申论上面的意旨。如此，精神不为劳形累心的争辩所困蔽，而从局限性的对待中超拔出来，遨游于无穷的境域（无竟），在无竟的境界中，精神得以自由飞扬。

无所谓然，无所谓不然。这是说，无论多大的管弦乐团，总不能同时把所有的音符全部奏出来，一定有许多音符被遗漏的。故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两汉的象数易学对大衍之数作出许多神秘化的解释，王弼则是从执一统众的宇宙本体论的角度，对《周易·系辞传》的大衍之数作了新的解释： 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王弼为了顺应不同卦义中的时势，努力以一种实用理性而建构出一系列适时之变的爻义。[[8]] 《论语释疑》，《王弼集校释》下册，第624页。

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费，惠心者也。王弼《周易》学中的义理包括上述两个方面的涵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周易》的筮法方面的义理是表面的、形式的。

……是以六爻虽有失位、无应、乘刚，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谦为主也。从份量上看，王弼的《周易注》在对各爻爻义，特别是各卦主爻之义的阐发上，大量是那些如何应对吉凶时势的生活经验、辩证智慧，他们依赖的主要也是阴阳交感、中正不偏、适时之变这一类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辩证智慧。另一方面则又表现为包括自然、社会、人生等客观法则有关的思想内容。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

颜渊庶几有过而改，然则穷神研几可以无过。[[27]] 李鼎祚：《周易集解序》，第21页，九州出版社2003年。三、实用理性的义理 王弼建构的义理易学，一反两汉时期以天象灾异说《周易》的传统，而注重对《易》学作义理的阐发。王弼认为，卦义是由每一卦所体现的时势所决定的，《周易》六十四卦的卦义，就是缘于人生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安危、逆顺、险易、得失的不同时势。

王弼对卦时否泰的辩证思考，只是为了寻求动静屈伸，唯变所适的主体行动的方案，最终是为了解决趋吉避凶的功利得失问题。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

《周易》中有《家人》卦，王弼在注《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时说： 假，至也。另一个则是最高的至理，即是能够统御众多物理的太极、道、一，它虽然是无形象无作为，但是又存在于众多物理之间，并且统御着诸多物理，这是本体性义理。

虽然六十四卦代表的不同时势决定了其必然之理的卦义，但是，各卦中的每一爻则应适时之变才可以充分利用、适应这些不同时势，即通过对卦义的掌握以实现虽险而可以处者、弱而不惧于敌者、忧而不惧于乱者、柔而不忧于断者。大衍之数原来是指占筮所用的蓍草数目。至于那些有关道德品性、名教秩序方面的爻义，不仅是份量明显要轻一些，并且常常是作为智性选择的结果而依赖于生活经验。但是，《易传》的思想体系是以《易经》的占筮文化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故而，《易传》虽以阐发宇宙人生大义的义理为特色，但其学术体系则仍然包括象数与义理两个方面。[[45]] 《老子道德经注》上篇第十四章，《王弼集校释》上册，第32页。[[5]] 王弼在这段有关卦义、爻义的论述中，深刻表达了他阴阳相对、运动变化的辩证观念，既有所谓时有否泰、卦以反对的阴阳对立，又有爻亦皆变、唯变所适的运动变化。

[[22]]君主处于政治上的至尊地位，因而担负建立和谐名教秩序的最大责任。王弼从《易》学中演绎、提升出来的义理，与原来作为卜筮之用的《周易》筮法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处，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

女处尊位，履中居顺，……尽乎阴阳交配之宜，故‘元吉也。夫能全用刚直，放远善柔，非天下之至（理）[治]，未之能也。

[[35]] 《周易注·上经·颐》，《王弼集校释》上册，第352页。我们要真正从思想史上理解王弼的义理学的思想内容，就必须进一步揭示其义理的政治伦理内涵。[[4]] 余敦康认为，王弼所言理不是抽象的思辨之理，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纯粹理性的认识，而是一种与人们的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行为的模式和准则，一种推动形势朝着有利方面转化的应变之方。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

有孚，惠我德也，以诚惠物，物亦应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王弼注曰： 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而何？故曰飞龙也。

当然，无论是象数还是义理，均与《周易》的原型即卜筮之学有关，均表达作者对吉凶祸福结果的思考与预测，体现出作者对行动的吉凶悔吝的强烈关注，正如《周易·系辞》所说：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

然则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仍赏儒家之风骨也。王弼的义理《易》学在《易》学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地位，因为他是学术史上最早以本末的哲学思想来诠释《周易》的思想家，他因此而成为《易》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重要人物。

夫位以德兴，德以位叙。[[30]]这些因顺应时势而采取适时之变的爻义，就是实用理性所建构起来的应然之义的理念。王弼认为，这一类与名教伦常相关的道德理性，同样是人们在应对不同时势中转凶为吉的手段。《易传》对作为卜筮之书的《易经》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升华。

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则下莫不化矣。

[[45]]在王弼那里，《道德经》是专讲无形无象的无、道，最终总是通向成治、御今的有、物。王弼对卦义的解释就是对理的认知，他肯定义，犹理也。

社会人生本来就处于一种吉凶祸福交替的无常变化之中，那么，在这种变动无居的社会人生中，如何把握不可捉摸的吉凶悔吝之后果呢？人应该怎样正确地选择合宜的行动方案呢？无论是象数易学还是义理易学均有很强烈的忧患意识，只是象数易学希望从外在的天文历数的变化中寻找决定吉凶悔吝的原因，而义理易学则努力从现实社会中探寻决定吉凶悔吝的客观法则。[[28]] 《周易注·上经·乾》，《王弼集校释》上册，第216页。